贞观初，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 ：“ 比见前、《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子虚》、《林》，班固《两》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 益劝诫， 何假书史策？其有书论，词理切直，裨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着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集。太宗谓曰 ：“朕若制令，有益人者，史则书，足不朽。
若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代笑，非所须。
梁武帝父子及陈主、隋炀帝，亦有文集，所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文章耶？”
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谏议夫，兼知居注。太宗问曰：
“卿比知居，书何等？ 抵人君观见否？ 朕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失警戒耳。” 遂良曰 ：“今居，古左、右史，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非法，不闻帝王躬观史。” 太宗曰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 ：“臣闻守不守官，臣职载笔，何不书？”黄门侍郎刘洎进曰 ：“人君有失，日月蚀，人皆见。设令遂良不记，人皆记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 ：“朕每观……（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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