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问题，是许范例说话的。根据些范例，我不妨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处”，依照“世”“际遇”两坐标分各类型。
先按世分。处“治世”的，贾谊、李白例，前面已经说。处“乱世”的，则又有两。一嵇康、阮籍代表，一诸葛亮、谢安典型。嵇康阮籍，算是“不合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在是一件雅，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饭一“酷”）不仕晋的，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书》。阮籍则是整泡在酒，常常一醉就是一两月，弄司马昭他做亲做。但嵇康此付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谓“醉生梦死”，且晚年脾气变很，竟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付沉重代价。所两，不算是功。
功的就是诸葛亮谢安了。他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功名就，处”的典型，因此最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沽（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硬是弄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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