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文法何。其实问题，是无关紧的。法律的源有二：一社的风俗，一国人民的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著文字的。其人民的关系，则远较者切。
中国刑法名，有考者始夏。《左传》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禹刑》，商有乱政《汤刑》，周有乱政《九刑》。”三刑法的内容，我无从知其何，叔向一封信，是因子产刑书的。其质，郑国的刑书相类。子产所的刑书，我亦无从知其何，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杜《注》说：子产的刑书，是铸在鼎的。虽无确据，士文伯讥其“火未火铸刑器”，其必著金属物，殆无疑。所著者几何？《书经·吕刑》说：“墨罚属千；劓罚属千；剕罚属五百；宫罚属三百；辟罚，其属二百；五刑属三千。”请问何写？则《吕刑》所说，其必习惯非国所定的法律，很明白见了。人在社中，必有其所守的规则。此等规则，人人此言，则曰俗。一人必须此言，则曰礼（故曰礼者，履）。违礼，……（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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