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客达达的马蹄》引述一些前辈的经历观点，说明老一辈中国人经战乱流离，一盼望国安全，百姓无恙，风调雨顺；新一代中国人长期顺境，有苦难意识，相信民主，相信科技，不接受任何维护民族主义的法律概念。一位港定居九年的秦先生托我一位朋友传话，说是读了《客》一文百感集，既同意我的分析顾虑，不不陆几经政治风波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秦先生说，他的苦难感是“深刻的、不易磨灭的”。《客》一文主说香港回归前新一代人的态；我中陆二、三十岁人的情况，他不有太深沉的苦难感，文革期毕竟是些娃娃。秦先生说的是四十岁的人。听了朋友转述秦先生的话，我很难，格外怀念陆我认识的所有中年、老年师友。
（二）
我在《明报》副刊读刘再复的文章，感触常常很深，觉他写真。他是中国科院研究员，文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国科罗拉东亚语言文系研究教授。我不久前才读余英先生给他的散文集《西寻故乡》写的序文。余先生引经据典，阐释“西寻”“故乡”的历史源流，描绘代中国知识分子苍凉的旅程，给刘……（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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