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國烽煙 跋 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孫皓暉

歷經十六年案頭跋涉,《大秦帝國》筆耕的主體工程終於告結了。

中國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錯,及其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無數溝壑、黑洞與變形,使每個力圖遨遊其中的探索者都為之浩歎。當我以十六年時光,一葉扁舟潛入又浮出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驀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該說什麼了。

慨當以慷,潮湧心頭者,我族文明恆久不滅之精義也。

從洪水時代開始,我們民族創造了自己獨特的國家形式。從列強大爭的春秋戰國開始,我們的民族以將近六百年的艱難探索與烈烈奮爭,開創了鐵器時代特立獨行的偉大文明體系,轟轟然進入了氣象萬千的帝國時代。這個偉大的帝國時代,是我們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從偉大的秦帝國開始,我們的中華文明「冠劍及身」,進入了歷史成熟期與曾經的最高峰。不管我們的文明腳步在後來的兩千多年裡有過何等曲折,那閃爍著亙古文華的標誌性的高高秦冠,都永遠地矗立在我們飛揚的黑髮之間,那蓬勃著求變圖存精神的錚錚秦劍,都恆常地滲透在我們沸騰的熱血之中。我們的歷史很久很久,我們的未來很長很長。「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唯其根基深長,唯其累積深厚,唯其飽經滄桑,我們可再生,我們可負重,我們可遠行。

我們的生命,與人類世界共久遠。

我們的文明,與天地宇宙共始終。

莊子說得好,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寧非如此哉!

作為再現中國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產物,絕不僅僅是我個人心血來潮、靈感湧動的結果。在我們這個時代曾經的十字路口,求變圖存再次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抉擇。我們曾經衣衫襤褸,我們曾經食不果腹,我們曾經內鬥不休,我們曾經滑到了崩潰的邊緣。積澱的文明激發我們求變,貧弱的境地催生我們圖存,當此之時,在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中尋求啟迪,召回我們曾經失落的魂靈,洗刷我們曾經品嚐的恥辱,淘洗我們曾經氾濫的自卑,鼓蕩我們曾經乾癟的底蘊,洗刷我們曾經有過的迷茫,遂成為連綿湧動的時代思潮。而在我們民族的漫長歷程中,面臨巨大深刻的歷史轉折而能奮然拓展出嶄新文明的時代,只有我們民族的原生文明聖地——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於是,回望探索兩千多年前那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以「求變圖存」的「大爭」精神創造新文明的偉大帝國時代,自然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不期然,我提起了筆,坐到了案頭。

於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國》。

在每日筆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關注與助益多多。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漢史專家、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林劍鳴先生。啟耕之初,時任法律出版社社長的林先生對我的創作給予了極大關注,多次長談,反覆說及以文學藝術形式反映秦帝國時代的重大意義。林先生說,他很長時間以來,都在思索如何將繁難遙遠的歷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動的文學藝術形式普及於社會大眾,也嘗試過歷史小說這種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當時已經大體寫成的戰國歷史小說《一代政商呂不韋》與我一起商討。以林先生的學養與學術地位,能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展現歷史研究的成果,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頭最深的一句話是:「大秦帝國這一題材,其意義不亞於任何重大的當代題材。」一九九七年,林劍鳴先生於北京逝世,其時我正在大西北的黃河岸邊蝸居筆耕,未能到林先生靈前一拜,誠為深重遺憾。

歷經曲折,我還是選擇了繼續走完這段路。

我決意在已經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學劇本之後,重寫歷史小說。

只有歷史小說這種形式,能夠承載帝國時代極其豐厚鮮活的文明內涵。

由此,我進入了實際的自由職業狀態。為了選擇一個相對不受干擾的環境,二○世紀九○年代後期的一個春天,我來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錫仁、劉安、程鵬、周沂林,以及企業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幫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來,開始了十餘年的筆耕生涯。朋友們的幫助不僅僅是具體化的多方面的,還是有寫作助益與精神助益的。凡此種種,無不使我時時銘感在心。尤其是錫仁老友,在劇本創作階段為將其推上銀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然為《大秦帝國》電視劇的後期實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恆常念之。海南省委宣傳部也給予了《大秦帝國》多方關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周文彰先生之關注與助益尤多,尤為感謝。

十多年中,我對幾乎成為我第二故鄉的海南,有了種種獨特的理解與感受。在包括我在內的往昔之內地人眼裡,這個瀰漫著濃郁商品經濟氣息的海島,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關係使之成為文化的墳場。然則,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裡,我卻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廣闊與滲透於人際交往中的實際精神。沒有虛妄,沒有偽善,不寬容懶惰,不縱容矯情。無論是鋪排奢華的酒店宴會,還是粗簡愜意的路邊大排檔,縱情唏噓面紅耳赤之後,下次又是熱烈坦誠的擁抱。無論是同事操業,還是人際交往,顧忌最少,羈絆最小,心結最淡,成見最淺。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匯聚在這片美麗的海島,競爭著,協同著,衝撞著,擁抱著,吵鬧著,奔跑著,前進著。依稀之間,常常覺得這片海島是某種戰國精神遙遠的折射,恍惚游離的種種影像之中,隱藏著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切的追求與嚮往。一個北京朋友來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陽光下,盯著在海風中婆娑的椰子樹,惶惑地說,這樹,綠得有些假。

我感喟萬分,大笑不止。

這個紛紜的時代,真在哪裡?假在何處?

真成假,假成真,我們的目光要多少歷史的淚水來沖洗?

清晨的陽光下,當我徐步走在金黃雪白的沙灘,望著蒼茫大海自由地長嘯,將一腔鬱悶與五臟六腑的污濁在吼嘯中噴發出去的時候,每每感動不能自已。傳說中的靈魂淨化在哪裡?寧非如此哉!

二○○一年,歷史小說開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們使我感觸良多。

在中國作協周明先生的推薦下,河南文藝出版社最先關注並追蹤《大秦帝國》的寫作。其時的楊貴才社長、藍紀先責任編輯的發軔之功,我時時感念。儘管,我們曾經有過工作性質的分歧與衝突。此後,中原出版傳媒集團鄧本章總裁、王成法副總裁、王劉純主任(出版業務部)、河南文藝出版社王幅明社長,上下共識凝聚社力,將《大秦帝國》作為河南出版界重點項目開發經營,其團體之勃勃生氣令人感奮、銘刻難忘。世間萬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風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間,長江文藝出版社周百義社長、方平副社長、劉學明社長(先後三任),都對本書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亦使我難以忘懷。

尤其要說的,是責任編輯許華偉先生。

多年來,我之所以能夠與河南文藝出版社並中原出版傳媒集團保持緊密良好的合作關係,多賴許華偉之功。人言,責任編輯是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橋樑與紐帶。信哉斯言!華偉年輕坦誠,信守約定,朝氣蓬勃且極具專業素養與職業精神,人與之交,如飲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蕩火熱堅實,信任感不期而生,彌久愈堅。使我多有感喟者,是華偉所身體力行的那種當下編輯已經很少具有的獨特的專業理念與實幹精神。

以專業理念而言,華偉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內容所體現的價值原則,始終本著「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從不對作品作無端刪削與扭轉,輒有改動,必徵求作者意見。此點,對於一個極具鑒賞力與筆下功夫的責任編輯,實屬難能可貴。

以實幹精神而言,華偉不事空談,極富負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國》出版週期長,編輯工作量超大。期間,無論是座談會議還是應急材料,抑或緊急編輯事務,華偉都是兢兢業業不捨晝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輕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五百萬字全部重新編輯重新裝幀,而時間只有短短三四個月。要在二○○八年三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四月份的第十八屆全國書市上全面推出,實在是一件繁重任務。面對艱難,華偉意氣風發地笑稱,要開始一次「編輯大戰」。之後,華偉與美編劉運來等同事立即開始投入此戰,週末亦極少休息。每每從電話中聽到華偉在編輯室關於種種細節勘定的急迫聲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種感慨——如此自覺負重的職業精神與任事意志,何其可貴也!

還得說說全套出版與前四部修訂的相關事宜。

首先,《大秦帝國》陸續出版發行以來,遇到的讀者質詢與專業非專業的評論多多。對所有這些評論、褒揚、質詢、批評,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誠的感謝。人,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面對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地,我無疑是極其「有涯」的。

我,感恩於那個激起我們強烈共鳴的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

我,感恩於所有能夠關注與批評《大秦帝國》的讀者朋友與專家師長。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兩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書;前四部八卷,則是已經發行幾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並非已完部分與印行部分的簡單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訂本與最後兩部新書的完整推出。就實際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書。

本次前四部修訂,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分別具體說明。

關於個別歷史人物的錯位。

讀者質詢的人物錯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幾個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戰國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頗。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餘人物都是出現太早。這次我做了不同修訂,大體是四種處置方式:

其一,甄別史料,依據學說傳承確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主要是商鞅師承何人?一種史料云:商鞅老師是屍佼,又云是學生。然則,傳世的《屍子》全書,除了提出一個「宇宙」詞根屬創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張,與商鞅的純正法家體系風馬牛不相及。也就是說,屍子為商鞅老師,或為商鞅學生,皆無依據,皆不相宜。鑒別之下,此說可能為當時或後世之坊間傳聞,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屍子這個人物沒有出現。在第五部魏國滅亡的進展中,有屍子後裔的故事,體現了我的鑒別與推論。

其二,錯位人物置換,而思想留存。小說第一部有荀子與孟子的人性善惡論戰。這次,荀子被置換了,論戰保留了。畢竟,荀子之前的戰國社會是醞釀產生性惡論的基礎,不可能沒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場年齡與關係,而不做人物改變。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頗,不再一出場便是老將,但廉頗的出場時間並沒有改變。二是第二部中的戰國四大公子,相對理順了其與周圍人物的關係,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風雲人物。在這裡,我選擇了歷史精神的真實,割捨了對散漫史實的刻板追求。

其四,對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變動,老墨子與墨家仍然在第一部體現。墨家以「兼愛」為基礎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國文明史最光輝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審視戰國變法,既是藝術典型化的需要,也是歷史哲學的需要,更是文明史價值審視的需要。僅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詳)的可能性考據,而犧牲其在藝術作品中再現的權利,是不可取的。

關於「有沒有」的問題。

以歷史小說形式展現原生文明時代,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各種各樣的「有沒有」。小麥有沒有?饅頭有沒有?包子有沒有?鍋盔有沒有?毛筆有沒有?綿布(絲綿)有沒有?麻布有沒有?棉布(棉花)有沒有?床鋪有沒有?桌子椅子有沒有?長劍有沒有?長兵器有沒有?地圖有沒有?戰船有沒有?大蒜有沒有?小蒜有沒有?大蔥有沒有?石碑有沒有?果酒有沒有?白酒有沒有?苜蓿有沒有?馬鐙有沒有?女子冠禮有沒有?某個成語有沒有?某個詞根有沒有?某種藥材有沒有?某種禮儀有沒有?某種蔬菜有沒有?某條河流有沒有?圍棋黑白先後規則有沒有?民眾自由歡呼萬歲有沒有?等等等等,問題隨時隨地都可能迎面撲來。舉凡日常物事,幾乎都牽涉「有沒有」問題。寫其後時代,當然也有此類問題,但一定是少了許多。

就實說,事物之有沒有,尚算相對簡單。其中最繁難者,是語言中的詞彙詞根。先秦語言,是我們民族語言的根基。幾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語匯,都在那個時代創造了出來。然則,隨著漫漫歷史,國人反倒陌生了諸多基本語匯的起源,對《大秦帝國》使用的諸多原生語匯,反倒生出一種質疑。譬如奴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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