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文化講演會」的講話
我不善於講話，不習慣發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的意。「文化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遇見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處打聽我的消息、求同我見面，很問的人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件。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瞭解我，我講了己的，我解剖了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來，才求助於紙筆，說的情景發洩己的愛恨，從讀者變了。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一部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說月報》發表。這樣我順利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不著我己寫稿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不高，唯一的長處是說讀，古今中外的品夠手的就讀，讀了不完全忘記，腦子裡裝了一堆「雜貨」。
我寫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名，雖我吃飯，但是我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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