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己的一件情。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我發言不贊領導同志隨意批評一部品，主張聽取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文藝給人民。」講完坐了，不放，我又站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文藝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感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我從此背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我檢討這個「反黨」言論。我的精神狀態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為我不錯。我的錯誤著呢！反對「有啥吃啥」，替國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求創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對我沒有感的人忙著準備批判的文章。二年半年就開始了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進行了半年，雖沒有我打翻在，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他說寫技術革新，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他說英雄人物不有缺點，我一律點頭。但是更的運動一來我仍變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說：……（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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