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寫我們訪問長崎的，但忽因感冒發高燒、醫院病就給留了來。吊了兩青黴素、葡萄糖，體溫慢慢降。燒退了。沒有反覆。再過幾我便回。
病房裡相當靜。三十年來我一次住醫院，有點不習慣，晚床後常常胡思亂。最的就是關於發燒的情。
我首先的是我的哥哥李堯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從重慶回海，住在霞飛坊（淮海坊）五十九號三樓。李堯林生病睡在床，因為沒有錢不住進醫院，由一個懂醫的朋友給他治療。晚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的旁邊。每清早他醒來就在床量體溫，早晨溫度不高，我在旁邊聽見他高興言語：「些了，些了。」他是英語教員，喜歡講英語。午他的體溫逐漸增高。每是這樣，體溫一高，他的情緒就壞來。不幾靠一位朋友幫忙他住進了醫院。但是在醫院裡他並不曾活過兩個星期。
其次我亡妻蕭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從奉賢縣「五．七幹校」回度假，發現蕭珊病倒在床。不知患什麼病。不是查不，是不給查。當時是「四人幫」橫行的時代，門診的「醫生」不一定懂醫，一個普通老百姓（還不說「牛鬼的臭婆娘」）發燒在三十九度，醫院掛急診……（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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