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山先生的誼並不深，所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及抗戰後，他的為國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不在佩服的。
我一次他見面，是創造社初在海刊物的時候，記是一個秋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似乎是剛在燕畢業後。他的一篇說《命命鳥》，已在《說月報》發表了，對他奉呈了最滿意的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裡的。
當時，郭沫若、仿吾兩位，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雖則不合，有時曾過筆戰，是我們對他們的友誼，卻仍舊是很的。所當工的暇日，我們時常往來，些閒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裡，我與許先生有了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幾句語後，就找孩子拋皮球，踢毽子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孩子脾氣，覺很是奇怪；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了他，才知這一種真的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前的情了。其後，他國，英國，……（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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