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海边；，又被“者”流杀退，逃另外一海边；，又被“者”流杀退，逃一间西晒的楼，满身痱子，有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免罪戾了罢。阿呀，是不行。一者九月间广州，一面做教授，一面我打官司，豫先叫我不走，在“俟审”哩。
在五色旗，在青白日旗，一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不知怎，不知不觉中，竟在“文艺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证，节抄无趣，剪贴——
“徐丹甫先生在《灯》说：‘北京究是新文的策源，根深蒂固，隐隐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是北京文艺界？质言，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语丝派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义，他的战略，读《华盖集》的人，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有明了。现在我特西滢先生商量，《闲话》选集，印专书，留文艺界掌故的人，必先睹快。
“是单《闲话》掌故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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