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最高努力，往往於覓取對該時代「人物」的精詳瞭解。因為文學創歷史蹟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畢竟最使吾人感興趣。當吾人馬．奧理略（Marcus Aurelius）或盧西安（Lucia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弗朗索瓦．維永（Francois Villon）便知適當中古世紀。一個時代的重人物，馬感覺那個時代很熟悉，很明瞭。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稱為「約翰遜（Johnson）時代」來有意義。因為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他常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常與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生動充實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文名不足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吾人興趣，因為同一時代的普通人並無二致。普通人不論喝燒酒，或利普頓紅茶，算是社會無足輕重偶發件，毫無特色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時常入倫敦四法學院，倒是於歷史具有重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一種特具方法反映於當時社會環境垂其影響……（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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