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對日抗戰期間，在雲南宜良寫「國史綱」一書後，念全部中國史中綱節，已在書中揭舉。循此詳求，在讀者。或有謬誤，亦待讀者指，再思考。余興趣，遂從歷史逐漸轉移文化問題。
余研治國史，本由民初「新文化運動」對國史加詬詈，略有匡正。執其兩端，其中於民，庶於世風稍盡補偏救弊功。但世界二次戰開始，確信歐西文化亦病痛，國民族前途，斷不當一意慕效，無所批評抉擇，則盲人瞎馬，夜半深馳，危險何堪設。又歷史限於實，專就本己，真相即明。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失。余在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為余對己學問有意開新發端。
及抗戰勝利，頗謂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意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惟冀覓一靜僻處，俾潛，漸待時局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意料外者。又在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決意歸鄉，風土飲膳，庶於余病體有助。適江南學新創，遂留任教。國益動盪，日夜讀「莊子」一書，為纂箋。聊於湖山勝境，游神澹泊，求寧靜。又其間寫此「湖閒思錄」一部。及避來香港，將付印，距今……（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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